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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南移 “财赋奥区”

2013-01-28

        秦灭六国,海内一统,置越州而控越国疆域,迁越人至琅琊而虚其本土实力;武帝降东瓯国,迁瓯越人移居淮河。自此,浙江地面人烟稀少,古越国文明凋敝。
        至孙权据有东吴,定都建业,尽移江北诸郡置江南,汉人与山越之民渐融。浙江人口遂增,经济逐步恢复。
        东晋偏安江南,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,门阀大族致力于庄园经营,广大山泽荒野得以开垦,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。建康为政治军事中心,会稽成经济文化中心。
        隋炀帝修通京杭大运河,钱塘之经济地位逐步确立。入唐以后,浙江成为“财赋奥区”。安史之乱,北方动荡,大量人口涌入浙江,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至此。
        而吴越王钱鏐,在北方战乱之际,创建吴越国,定都杭州,保境安民,兴修水利,促进农商,达到了浙江经济的一个历史高峰,也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繁荣之地。
        此1200多年间,浙江从边陲之地,缓慢上升为经济重镇,时间殊为漫长,历程殊为艰辛。
 
        1、标杆事件:唐诗之路
        东晋年间,谢灵运任永嘉太守,泛舟楠溪江上,赞“此邦山水闻于天下,天下之士行过是邦者莫不俯仰留连,吟咏不辍,以诧其胜”。谢灵运咏赞永嘉山水的诗歌,开创了中国山水诗先河。
        至唐,山水诗达至顶峰。而在唐代山水诗中,主要的讴歌对象,是浙江。《全唐诗》收载唐代诗人中,约五分之一都歌咏过浙江曹娥江流域,这一流域因此被后人称为“唐诗之路”。
       “唐诗之路”之所以能形成于浙江,离不开钱塘繁华。钱塘之所以繁华,又因江浙一带少有北方战乱侵扰,再加之会稽等名城点缀其间。而东晋时开凿的浙东运河,西起杭州,东至宁波镇海,将京杭大运河与浙东水网相连,形成此地便捷的交通环境。
        中国古代,诗歌是具有主宰性的主流语言。唐代诗人密集讴歌浙江,提升了浙江在全国之文化地位,也为浙江人注入了一种诗意生存的价值观。这种富有想象力的价值观与浙江人固有的务实精神相结合,为浙江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基础。
 
        2、典型商品:稻谷
        稻谷,为浙江一带居民自古以来的主食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,尚有距今7000年的稻谷遗存。
        秦汉之后,江南的稻作农业更趋良种化。张衡《南都赋》记载,当时已有“华乡黑 ”、“ 皋香粳”等著名水稻品种。
      《旧唐书•食货志下》记载,中唐以后,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,水稻种植业极大发展。在北朝的《齐民要术》中,粟居首位,麦、稻则稍后于粟。到了唐末的《四时纂要》,已成为粟、麦、稻并称。
        稻谷在南方的繁盛,显示出经济重心的向南推移,杜牧《樊川文集》卷十六《上宰相求杭州启》“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”、《韩昌黎集》卷十九“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”,可见当时盛况。
 
        3、商业发明:大运河
     
《越绝书》载,秦始皇从嘉兴“治陵水道,到钱塘越地,通浙江”。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,至隋,炀帝动用几百万人,开凿贯通大运河。此后,经唐宋发展,最终在元代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,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。    
        隋炀帝开凿运河,其重要原因在于江南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,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。故而,无论从巩固统治,还是加强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来说,大运河都显得十分必要。
        大运河的贯通,直接促使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广泛交流,显著提高了运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力。大运河的贯通,还开辟了新的交通路线,大大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,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。运河区域逐渐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,也成为全国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。 

        4、代表商人:海运商人群体
        秦汉时期,浙江海外贸易萌芽,民间私人贸易和物物交换业已出现。东汉时,浙江沿海东与日本、南与印度洋诸国交往日益频繁,越窑青瓷经海路输出国外。
        汉唐之间,浙江重要的港口章安古港,为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,是今海门港的前身。
        隋唐时期,浙江经济迅速发展,丝绸业、瓷器业,造纸业等相当发达。浙江的海外贸易进入发展期,宁波、温州均为东南沿海著名的对外贸易港。杭州、宁波、台州、温州一带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。
        至五代,钱镠创建吴越国,与朝鲜,日本,印度,阿拉伯等国家都有着频繁的交往,尤以日本,朝鲜为甚。
        勇敢、开放的浙江商人扬帆出海,乘着东北季风,南下到东南亚诸国经商。前往日本的商船,从杭州出发,横渡东海之后,在日本的博多港上岸,卖完商品再返回杭州。中国商人带去丝绸、瓷器等商品,还带去绵羊,甚至孔雀等动物,他们形成了海运商人群体,成为最早的华侨。
        鲜为人知的是,浙江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石油的地区,正因当时吴越国与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,从该地得到石油。
 
        5、商业思想:从王充到钱鏐
       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,字仲任,会稽上虞人。出身“细族孤门”,少游洛阳太学,曾师事班彪,好博览而不守章句,历任郡功曹、治中等官,后罢职家居,专事著作。
        其论述《论衡》一书,“释物类同异,正时俗嫌疑”,讨论了有关哲学、政治、宗教、文化等多方面问题,思想具批判性。其“实知”为主体的知识论,最终归结到知识在经验世界中之实用价值的切实转换。他提出“实事疾妄”、“事有证验,以效实然”等命题,充实了经世务实的思想。重视知识的经验价值,强调其现实功用的实现,这种实用主义精神,至今影响着浙江商人。
        钱镠,字具美(一作巨美),小字婆留,杭州临安人,五代吴越国创建者。钱镠自幼不喜诗文,偏好习武,在16岁的时候就弃学贩盐。
        五代十国,兵伐动乱,但钱镠为了百姓安居乐业,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,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,实行“兴筑海塘,治理潮水患”、“经营水利,发展农业”,“奖励蚕桑,振兴越瓷”、“海上贸易,沟通中外”等一系列政策;在政治上推行“保境安民,不事兵革”、“礼贤下士,网络人才”、“扩建杭城,富甲东南”等基本国策,使吴越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

        6、
精神传承:
        这个时代给后世浙商有两大精神传承:一是王充思想里的“实知”观念与钱镠治政理国的务实理念;二是“唐诗之路”的精神拓展与海上贸易的商人们的空间开拓。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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